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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制度变革到文化适应
                发布时间:2014-7-29 | 浏览次数:3316
                 

                    一、问题的提出:城市适应从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转移

                    中国农民伴随着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向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群体真正开始了革命性的脱变,“农民的终结时代”正在来临。在这样的历史性转变的时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政府共同扮演了背后推手的角色。三十年来政府一直着力改变农民工在资本市场和户籍制度的结构性压迫下,艰辛贫困、边缘的城市生存状态。政府和社会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如何改革不平等的宏观社会结构因素,从保证农民工的公平权益入手,经过三十年与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博弈,使农民工在城市逐步获得平等与发展的权利。在城乡不公平的制度变革推进的同时,中国农民工以及失地农民城市化历程,将进入城市文化模式的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与社会关注农民工的目光需要发生战略性的转移,即帮助农民工实现对城市社会从身份到文化和心理的认同与适应,这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城市户口只是一个外在的身份标签,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模式的转变是农村人向城市人转变的内在要求。近三十年来,政府和学者主要从体制、政策角度,着力落实农民工权利,以改善农民工的城市生存状态。我们的调查研究认为,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市与农村不同的文化模式,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市民身份的失地农民,要正真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发生和谐互动,文化适应是其内在的和深层的问题。我们这里说谈的文化模式适应主要包括:农民工对城市的职业技能、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则、语言与着装等的认知、学习的过程。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我们对南京和苏州、无锡三大城市农民工以及失地农民的个案调查,部分对策与分析则来自对政府相关部门的深度访谈。我们的调查从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空间与职业身份两个纬度展开,着重调查了建筑工地、农民工聚集地、失地农民、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五个方面。我们通过调查和访谈,力求掌握农民工不适应城市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本文围绕城市文化模式的角度,着重呈现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二、进城农民群体城市不适应的表现及其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的期望值、物质与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所谓的“农民工”,而是一个“未来城里人”。融入城市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目标,但制度的壁垒与文化上的差异使融入的过程异常艰辛。

                    新生代农民工过高的心理预期与较弱的心理承受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冲击。技能不足和缺乏城市生活的背景知识,导致他们收入少、缺乏经济保障的现实。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更强,但又不愿意象第一代农民工那样随时准备心平气地回到乡村社会。他们适应不了城市,但又不甘心、不愿意回到乡村,成为“城市边缘人”群体。

                    据我们对南京市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主要社会关系却在乡村。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突变,带来的一系列文化模式上的不适应常使青年农民工无所适从,他们更愿意与其他从农村来的人交往,彼此熟悉的乡村文化观念,强化他们对同乡群体的认同。 “边缘人”的心态和由此造成的群体封闭性的交往,对正处于青年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2、不稳定的教育和落后、隔离的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模式,导致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化不足。

                    农民工子弟随父母移居城市后,面临教育、文化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城市适应问题。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民工子女,一般不会象他们的父母认同自己农民的社会身份,他们将成为未来城市的新移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这个群体未来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稳定,并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综合性问题。

                    由于父母工作的流动性、户籍与教育权的关联,以及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工子弟的学校教育极其不稳定。另外,相对“自我封闭”的学校与家庭生活方式,导致他们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从当务之急来看,师资和办学经费是民工学校能在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在对南京市几所农民工学校校长访谈中发现,目前政府和城市社会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关心,表面的宣传居多,落实的相对较少。能接受政府的捐助的学校,都是南京市具有一定规模,经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而获得高度关注的民工学校,而那些真正条件极度困难的学校,并未得到多少捐赠。民工学校的教师,收入、社会保障和职业声望也远远低于同行,许多教师因此产生心理焦虑和自卑,他们的不良情绪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落后的办学条件、薄弱的师资力量、社会阶层封闭的学生构成,导致民工学校在城市重构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对民工学校的管理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些民工学校的管理缺位。教育部门对民工学校的管理仍然停留在卫生和安全问题上,对学校的办学方针、师资培训、经费的保障和监控等方面基本还处于空白阶段。

                    民工子弟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合理,追求与公办学校的相同,忽略了民工子弟小学的特殊性。对于农民工子弟而言,开设相关的城市适应课程是非常必须的素质课程,应该通过学校教育弥补他们城市文化习得不足的普遍问题,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工子弟在学校完成城市社会化的过程。但就我们的调查,所有的民工子弟学校都没有开设,包括学习城市礼仪、城市文化,了解城市社会等内容的课程。

                 3、失地农民城市不适应:户口身份改变带来角色扮演、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认同的冲突。

                    在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中,农民开始迅速分化,形成职业的多样化趋势,失地农民便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群体。本文将失地农民界定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承包地的农民。据江苏省有关部门测算,全省每年大约有需要转移就业的失地农民10万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不仅仅是空间上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位移,以及身份上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而且更是从农村人向城市人角色转变的过程,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失地农民的被动搬迁破坏了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关系。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大多忙于应付进城后的生计维持,没有时间、也没有平台与城市社区的居民进行社会交往。这将使得他们在新社区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孤立特征,往往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对于城市社会文化的认同严重受挫。

                    其次,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一般处于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多有长期的务农经历,而少有城市生活体验,仍将农村生活方式带入新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和适应。由于失地农民拥有“市民”身份,形成了相较于农民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又使得失地农民切身体验到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并对无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感到痛苦、焦虑与无奈。

                    最后,在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价值观和新风俗开始影响农民,对农民的传统观念发起了冲击。失地农民自身内在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不可能迅速融入高节奏、异质性、开放的城市生活,进城后无所适从,对所处社区和整个城市缺乏相互认同的文化归属感。由于文化的差别,城市社区居民对外来失地农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倾向,在提及失地农民时总是把他们当作外来者看待,这也延缓了失地农民融入的速度。旧的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观念尚未形成,造成了部分失地农民在从文化到心理归属感处于真空状态。

                    总之,失地农民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在城市生活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在心理状态上表现出对生活前景的彷徨、焦虑,乃至于失去信心。这一心理状态是群体性的,有可能激发为集群行为,影响社会稳定。

                 

                  三、对策与建议

                 1、城市服务行业的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模式的启示

                    我们对南京市的调查访谈发现,南京的发廊、酒店、商店、洗车修车行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几乎都来自农村,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工厂、建筑等第二产业的农民工。从衣着打扮、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等方面来看,他们与城市居民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一方面,由于职业的性质,他们与城市人发生日常的交往,同时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社区,从空间上嵌入了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如何与城市人打交道”是他们职业训练中很重要的内容,这使他们能快掌握符合城市规范的语言和行为。由于他们有较好的职业技能,收入高出农民工的平均水平,因此,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与城市普通市民接近,并且能将一部分的收入用于自己的职业培训和社会交往,从而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关系都得到良性的积累。服务行业的农民工群体,在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上,获得了自我发展,改变了传统农民工城乡两地钟摆式的打工轨迹,逐步在城市扎根,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新移民。服务行业农民工良好的城市适应能力,来自职业的培训。对于那些大量在建筑工地与工厂的农民工而言,空间上他们与城市社区相对隔离,职业性质又导致他们缺乏主动认知和学习城市文化模式的动力。所以,提高他们城市文化的适应能力,只能依靠政府通过建立针对该群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来推动。

                 2、工地文化的建设

                    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大多数农民工对自己的文化生活不满意,文化饥渴是影响农民工适应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没有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和信息传播渠道,使农民工不能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利于农民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其次,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娱乐休闲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接受信息不畅,容易导致农民工精神萎靡、思想退化,个人文明素质无法提高。最后,农民工的生活单调,也给社区带来种种问题。没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身强力壮的青年人随处游荡,嬉戏哄闹,有的自发地去猎奇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嫖娼,易给当地社区带来治安隐患。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一些农民工由于没有适当的业余活动,甚至故意破坏工厂的器械为乐,甚至偷盗市政设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针对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是把工地文化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文化生活质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制度化与组织建设

                    政府应该应该拨出相当的精力和款项投入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方面。应确立以政府为主导、文化行政部门为主体、多部门协同的组织领导体系,加强部门间协作。鼓励、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民工文化生活建设之中,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补贴为基础,国家投入、社会捐助、企事业参与等多种投入并举的利益协调机制。

                农民工所在单位和社区必须承担关注改善其文化生活的义务,应该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的评价列入单位、社区的考核指标中;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按照农民工的一定数量规定企业必须设置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实质性地定时向农民工开放。

                第二、充分挖掘利用城市闲置资源,为农民工提供物美价廉甚至免费的文化教育产品。

                    借鉴慈善超市的经验,成立诸如农民工超市,号召城市富裕家庭捐出闲置旧电视、音响等设备给农民工使用;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设施应对农民工开放;文化部送优秀音像制品及图书上工地;组织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工地演出;鼓励电影院、公园、博物馆等文化经营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优惠的服务。

                第三、提供有特色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活动中加载积极的城市文明内容。 

                    在对江苏省文化厅的走访过程中我们得知,对工地开展的文化活动形式目前还只停留在重大节假日送文艺演出。图书的捐赠也主要是配合新农村建设,只针对农村社区,还没覆盖到农民工集中的工地和工厂。

                    我们认为,简单的、运动式的文化活动只能起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只有在深入调查了解农民工生活的基础上,才能为他们着身定做,突出他们对城市建设作出贡献,鼓励他们自尊向上为主题的文艺节目。除了文艺巡回演出外,日常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是深入有效改变农民工业余生活,提升他们修养与素质的重要途径。城市文明的认知和学习要成为文化活动的基本主题,比如举行普通话讲故事比赛、法律知识、城市知识竞赛、城市观光一日游等,让农民工在参与形式鲜活、健康积极的活动中,获得城市生活的各种日常知识,逐步形成适应城市生活的文化模式。


                 3、建立继续教育机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和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作为农民工阶层的特殊群体,他们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主流,而且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劳动力状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城市的发展和适应方面临新的问题。消除他们身份上和心理中的矛盾及困惑,全面提高这一群体的劳动技能和社会适应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政府在进行劳动立法、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各种决策时,必须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对原来的体制进行改革。同时,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从战略的高度,大规模全方位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水平,使他们最终成为城市适应良好、有较高工作技能的城市新移民。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应由政府推动、企业操作,同时,要注意开发多种培训途径,全面调动社会资源。

                首先,依托社区教育。可以发动退休的专家学者、技术熟练的退休职工、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等力量,以社区为基地组建农民工夜校,开展技术培训、文化补习、科普知识、市民公德、科技咨询、政策法规等内容的课程。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开展农村劳动力输出前的培训。这种形式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城市工业企业转移培训时间长,农民工可真正学到和掌握一门技术,易被企业接受,且就业相对稳定,工资待遇优于短期培训的农民工。

                第三,利用城市职业学校的优势。城市职业学校要积极创新办学模式,以短期培训为主,大力开展转移培训。

                第四,校企结合,定向培训。这种形式的特点就是“企业下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农民工受益”的农民工培训模式。具体运行方式是培训机构主动与企业用人单位联合,根据用工企业的需要,确定专业工种,组织农民工参加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全部进入企业工作。

                对农民工进行继续教育,要从技能和文化两个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能力, 这是一项完整的、科学的、有层次的教育工程。

                  4、改革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模式

                    首先,要大力扶植和规范打工子弟学校。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保证教学质量,开发关于城市适应的课程。进一步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重新整合城市教育资源,不断吸纳农民工子弟到公办学校就学,最终使所有的农民工子弟都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资源和待遇,促使其最终融入社会、融入城市。

                其次,落实政策的执行效力。中央出台《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后,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公安厅等六部门联合发文件指出,要进一步在政策、物资、资金上扶持民工子弟学校。但政策的执行仍有待进一步落实。

                第三、利用“教育券”转移教育经费。流入地学校可以凭借学生带来的“教育券”获得该学生的教育经费。

                第四、提高流动儿童的早期教育水平。大量没有进入幼儿园的流动儿童都是由父母边工作边带在身边的,由于这些父母所从事的工作环境较为嘈杂和混乱,给儿童的身心安全埋下隐患。另外,对于那些无法及时入学的适龄儿童来说,能够接受较为正规的学前教育也尤为重要。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要在农民工家庭中开展学习型家庭的建设,通过孩子的成长反哺家长,引导孩子将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城市文明观念与行为,带回家庭影响家长。

                  5、对失地农民进行城市文明和市民规范教育。

                    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失地农民突然结束了沿袭几代人的生活习俗,要一下子接受城市观念、适应市民新角色,并参与到激烈竞争的城市生活中去,往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这注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时候各级政府除了在物质上支持外,应该加大感情的投入。政府需要依托社区教育,充满人文关怀地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城市文明与市民规范教育。

                失地农民安置地的社区建设,要配套相应的文化教育设施,通过社区动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多种形式的市民化教育。社区教育的内容应以文明市民教育为中心,帮助农民实现向市民的角色转换。乡镇成人学校可以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家长学校、妇女学校、老年学校、新婚学校、文明市民学校等;文化站、图书馆可以组织读书辅导讲座、读书知识竞赛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家庭文明活动,如举办家庭文化节,评选具有时代特色的“开拓进取型”、“勤劳致富型”、“科学文化型”、“移风易俗型”等示范家庭,从优化社区的每一个细胞抓起,使社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农民经过三十年城市打工之旅,开始进入大规模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移民的历史时期。市民身份的获得和城市文化模式的认同与适应是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关键。通过制度变革,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是必由之路。而对城市的认同与适应则是农民对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的接受与改变过程,是文化与心理的适应过程。要帮助农民完成城市化过程,需要打造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将“农民工城市文化模式的适应问题”,作为政府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由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阶层急剧分化,无论职业、年龄、居住地、收入、流出地等的诸多不同,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非常复杂。我们的调查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民工子弟是最迫切需要快速完成城市化的两大群体;居住地和工地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明最重要的城市空间载体。政府与社会需要有的放矢地从进城农民的社区建设与农民新生代农民群体的培训入手,提供社会服务,进行政策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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